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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站在人权保障的角度，不能将侦查程序视为侦查机关单方面发现犯罪、证实犯罪的单向过程，而应当是与审判一样，具有诉讼的同构性，即在法官控制下，由侦、辩双方对抗求证、查明案件真相的双向互动过程，那么侦查程序中必定充斥着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冲突和平衡。习惯上，人们将这种源于法律规定的，在国家权力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之间产生并且涉及法院的权（力）利义务关系称为侦查法律关系，简称侦查关系。
从本质上说，侦查关系是一种程序性法律关系。从根本上讲，侦查关系的产生和形成是法律规范调整的结果。在现代法治国家背景下，要求侦查程序本身具有法治性，侦查程序的启动与运作均须受到国家立法的规制，因此，参与侦查程序的主体的行为实际上总是处于相关法律规范的调控与整合之中，各侦查主体之间会依照法律的规定发生一系列权（力）利义务关系，由此而形成侦查法律关系。在法理学上，根据法律关系所体现的社会内容的性质，可以将法律关系区分为宪法法律关系、实体法律关系和诉讼法律关系。[]宪法法律关系是指由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所确认或创立的、直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实体法律关系指的是由各种实体性法律所调整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其特点是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产生，并且直接调整社会关系，使社会关系的主体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而诉讼法律关系则是指在程序规范的基础上产生，并且带有组织性和管理性，即规定实现主体权利义务的程序。 侦查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性法律关系，它是在这一程序规范的基础上产生的，带有明显的组织性和管理性，规定了程序主体包括国家专门机关（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组织结构及其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利义务关系。
从形态上看，侦查关系是一种三面关系。在纠问式侦查制度下，侦查机关因享有强制处分决定权，可以在侦查中任意处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作为中立第三方的法院无从介入侦查，因此，侦查关系仅仅存在于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这一理论也被称为两面关系说。[2]在两面关系的程序架构下，侦查机关因享有强制处分的决定权，而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由于缺乏中立的第三方的介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实质性保障，完全沦为侦查机关工作的客体、任意处理的对象。大陆法国家在历史上曾长期沿用两面关系的侦查架构，直至今天，刑事辩护律师，仍然可以窥见两面关系说的痕迹，这就是，在大陆法国家，检察机关原则上虽不再享有强制处分的决定权，但在紧急情况下，仍得临时决定强制处分行为的实施，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是否搜查，只允许由法官，在延误就有危险也允许由检察院和它的辅助官员决定。与纠问式侦查制度相区别，现代关系理论主张三面关系说，即认为侦查程序仍然是由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和法院所构成的三方组合，侦查关系存在于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和法院三方之间，在侦查关系中，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构成平等对抗的双方，而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对侦查机关的强制处分行为进行审查决定，并受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行为的申诉、抗告。三面关系说起源于英美法国家，与大陆法国家不同的是，北京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在英美法国家，由于正当程序观念的影响，历来比较注重通过法院介入侦查来制衡侦查机关，以保障公民人权，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人身保护令制度。
从结构上分析，侦查关系包括侦查主体、客体和内容三项要素。任何法律关系都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大要素。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力）利承担义务的人； 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主体权（力）利义务指向的对象；而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指主体之间围绕客体而产生的权（力）利义务。在侦查法律关系之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结构要素，国家专门机关（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犯罪嫌疑人构成了侦查关系的主体；侦查主体实施侦查行为、进行侦查活动所指向的刑事案件就是侦查关系的客体；而侦查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国家专门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围绕刑事案件的处理而形成的权（力）利义务。本文即遵循这样的逻辑思路，对侦查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内在机理展开了初步的研讨。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侦查关系这一基本范畴缺乏必要的关注，因此本文所作的初步探讨，权作引玉之砖，就教于方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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