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江12岁男孩持刀弑母
衡阳13岁少年锤杀双亲
太原14岁男孩弑父伤母
辽宁省13岁男孩杀害一名年仅10岁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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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园暴力到弑母惨案，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的对象不限于同龄人甚至直指父母至亲，各种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案件接连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一系列案件触目惊心，广大民众及学界学者等强烈呼吁刑法修改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以严惩犯罪，保护受害者、社会的权益。
近日，山东女律师在家遭亲生女儿勒死的案件再一次刷新了大家对于未成年人的认知，被害律师的女儿年仅15周岁，正上高中。案发后对警察说了作案过程：周五在学校就想杀死她妈，周六晚上说给她妈按摩，从后面用绳子勒死的，装在行李箱里。做完这一切后，竟还能泰然自若的反锁家门，一个人和行李箱中母亲的遗体一起待了两天一夜，直到东窗事发。受害律师生前有多项社会兼职，常年担任青岛市儿童福利院及若干企业的法律顾问，并担任了青岛教育公众咨询委员会委员和青岛一家小学的法制副校长，生前的微信签名，是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一句箴言：“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
其女儿如此残忍的行径究竟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尚未可知，但是未成年人本该是这世间最一尘不染的存在，天然和“花朵”、“美好”、“希望”相连，然而这些一次又一次、似乎无休止的恶性案件让我们不禁怀疑，未成年是否应该理所当然的被视为免死金牌，去庇佑这些微笑着的恶魔？法律的仁慈难道应该被摒弃吗？
我国《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均规定要以教育和保护相结合，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采用的是“三分法”，即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区间，分别是十四周岁以下，十四周岁至十六周岁和十六周岁以上。由于年龄不同，认知能力及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不同，因此不同的责任年龄区间的人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不同，其承担的责任也就理应不同：十四周岁以下的人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十四周岁至十六周岁的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仅对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八种犯罪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承担刑事责任；十六周岁以上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对其所有犯罪行为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刑法还规定“十四周岁以上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很多人呼吁调整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但是时的情况给予的回答仍应是否定的。虽然恶性案件接连曝光，民众大力建议修改刑事责任年龄，民法也作了相关的修订，但是数据证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是呈现下降趋势的，而且刑法的性质、立法目的等均决定刑法责任年龄不能仓促地予以修改，刑法是由国家强权代表社会利益对犯罪行为人施加的惩罚或给予的警告，具有国家强制力，刑法自然远比其他法律严苛，这也决定了刑法在具有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具有补充性，是在其他法律适用后仍不足以减轻行为人社会危害性或不足以给予其他行为人警告震慑的情况下，才能予以适用。因此，在是否下移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问题上应当更为审慎。
一方面，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需要严密的跨学科实证分析和客观数据支持，立法者不应为民意和刑事政策所左右；另一方面，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就能降低未成年犯罪概率的逻辑无法自洽。从综合治理的意义上来说，对未成年犯罪的预防不应仅寄于刑法的威慑功能，更应完善制度间的衔接，建立有效的教育矫正机制。这既在客观上与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有限的情况相符，也与对“少年罪犯”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相契合。具体措施上，可借鉴西方犯罪学中经典的赫希控制理论，细化《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规定，提高预防和矫正的可实现性和实操性，而非一味的主张刑事责任年龄的变更。单纯从情理来看，我们也应该给予未成年人更多的信心和关怀，侧重引导，佑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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