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哪些罪名是抽象危险犯?
1、生产销售假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本罪从具体改为抽象危险犯)
2、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3、叛逃罪
4、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5、伪证罪
6、遗弃罪
7、传授犯罪方法罪
二、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区分是怎样的?
第一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作为结果的危险”，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行为的危险”;换言之，前者要求有构成要件上的危险这样的“结果”，后者则没有这样的要求。
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者虽然都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但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需要在司法上具体认定的，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立法上推定的危险。
第三种观点认为，抽象危险犯是具体的危险犯的前一阶段;即侵害意味着发生实害，具体危险意味着侵害的可能性，抽象的危险意味着具体的危险的可能性。
第四种观点二者只是程度上存在差异，有人认为两种危险的差异在于对事实的抽象化程度存在差异，即具体的危险犯要求在具体范围内考察有无危险，抽象的危险犯要求在更广范围内考察有无危险。
第五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紧迫的、高度的危险，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比较缓和的、低度的危险。
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应指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应是指在司法上以行为本身的一般情况或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理由阐述如下：
新刑法第114条、《刑法》修正案(三)对危险行为对象规定如下：一类是对之实行放火、爆炸、投毒、决水等行为就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对象，如油田、重要管道、公共建筑物、森林、易燃易爆设备、设施等;另一类是对之实行放火等行为也不一定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对象如住宅与其他公私财物。但是不管哪一类对象，事实上都需要司法上根据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判断有无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显然不能认为凡是以放火等方法破坏住宅或其他公私财产的，就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否则，放火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名就无法区分了。
将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理解为“在司法上以行为本身的一般情况或者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符合刑法规定。例如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抽象的危险犯，根据一般社会生活经验，认定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具有公共危险时，便成立该罪。因此认定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时，对作为判断基础的事实进行抽象程度高。而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放火罪是具体的危险犯，根据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使对象物燃烧的行为具有公共危险时，才能成立放火罪。由此可见，就同一性质的行为而言，与抽象的危险相比，具体的危险对法益的威胁程度更为严重，也可以说抽象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据此理论，我国刑法规定的抽象危险犯很少，所规定的危险犯大部分属于具体的危险犯。例如放火罪、投毒罪、爆炸罪、决水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施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等，都属于具体的危险犯。
此外，也不能认为，只有当法条表述上有“危险”二字时才是具体的危险犯;法条表述为“危害公共安全”时就是抽象的危险犯。事实上“危害公共安全”的表述，也是具体的危险犯的法律标志。
在当代的社会，我们国家对于犯罪行为规定是有抽象的危险犯，还有就是具体的危险犯，对于抽象的危险犯的划分标准，主要是因为这类型所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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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危险犯危险时间的判断是怎样的？
一、危险犯危险时间的判断是怎样的?
危险犯危险时间的判断是基于实施犯罪行为即认为危险发生而定的，危险状态这种结果取决于行为的危险，如果没有行为的危险，就不可能有危险状态;另一方面，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明确区分，只能根据行为的危险认定行为造成了危险状态。例如，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成立，要求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因而属于危险犯。
二、危险犯罪既遂未遂的区分标准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时，就是危险犯的既遂。但是，这种以是否发生危险作为区分危险犯既遂与未遂标准的观点，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通说混淆了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既遂条件的区别。侵害法益的危险，既是危险犯的处罚根据，也是危险犯的成立要件，即只有当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才能成立危险犯。不管是将这种危险理解为行为的属性，还是理解为作为结果的危险，它都是成立犯罪的要件，而不是既遂的标志。
另一方面，通说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因而不利于保护合法权益。例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的场合，破坏汽车刹车装置后因害怕受法律惩罚而自动修复该装置的，按照通说也是既遂。然而，倘若认为上述行为还没有达到既遂状态，认定行为人为中止犯，则一方面对行为人的处罚更轻，从而鼓励其他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中止犯罪，另一方面导致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刑法的目的。可见，上述通说既过早地认定犯罪既遂，又为了避免理论上的矛盾而否认中止犯的成立，因而不利于保护合法权益，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危险犯罪的具体认定标准是基于实际而定的，我国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相关情况的处理，在对危险犯罪进行认定时，可以基于实际造成的犯罪事实后果来进行判决，当事人也可以主动向司法机关提交相关证据，来对危险事实进行合法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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