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客体要件。
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的保守秘密制度。本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属于国家绝密级和机密级的秘密的物品。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绝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机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展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秘密是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非法持有秘密级国家秘密的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予以法律制裁，但从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来看，尚不到犯罪的程度，不应以犯罪论。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拒不说明来源与用途的行为。
所谓非法是指根据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具体的规章制度，不属于接触、保管国家秘密文件的人员而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其他物品，或者虽属于保密工作人员，但其持有该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没有合法根据。
比如绝密级的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非经原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或其上级机关批准，不得复制、摘抄;收发、传递、外出携带，应由指定人员把任等。对一般人员而言，持有国家秘密本身即为非法，对于有保密人员身份的人，有关机关未曾批准复制、摘抄，行为人却持有复制件、摘抄件;有关机关未指定或者不属于有关机关指定人员而持有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等就属于非法。总而言之，行为人没有合法根据而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其他物品即为非法。
所谓持有，是指以占有的意思实际支配。不论是行为人随身携带，或者隐藏、存放于其住处、工作场所，寄存在他人之处等，只要行为人明知是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而置于自己控制之中即为持有。如夹藏在目己的行李、邮件当中，虽然并不亲自持有，但行李、邮件最终仍然要回到自己手中，并未脱离自已的控制，仍为持有。根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持有包括两类，即不应知悉国家秘密的人员携带、存放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可以知悉某项国家秘密的人员，未经办理手续，私自携带、留存属于该项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
在行为人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其他物品的既定事实下，当有关机关调查时，行为人拒不说明其来源与用途。所谓拒不说明，既包括根本就不予配合，什么也不说，又包括未能说明。如编造谎言、借口或者提供的来源与用途经查不实或无法查证的。
3、主体要件。
本罪的犯罪主体为年满l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包括中国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一般来说，行为人身份如何不影响成立本罪。但是，如果行为人是间谍组织成员或者接受了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人员，符合间谍罪构成特征的，则应以间谍罪论处，不构成本罪，
4、主观要件。
本罪行为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从其主观方面的认识因素来看，行为人只须认识到自己无权持有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其他物品，认识到自己持有的文件、资料、物品属于国家秘密即可，无须确切地认识该国家秘密属于什么密级，从其主观方面的意志因素来看，行为人持有本身就意味着其希望该国家秘密处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因而不存在间接故意。
因此当事人如果是没有任何的合法途径就非法持有了属于国家绝密的物品，那么就已经构成了非法持有国家绝密物品罪，不光是非法的持有，如果是没有有关机构或者负责人的许可，擅自布置或者擅自散播都是可能触犯此罪的，如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处罚一定会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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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的认定标准
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是从犯罪构成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上加以区分。虽有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行为，但没有拒不服从解散命令或者造成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后果的，不构成犯罪。部分人服从解散命令、部分人不服从解散命令的，对于服从解散命令的人，包括负责人，不能认定为犯罪。对于一般参加非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的人员，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可以进行批评教育或者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
此罪与彼罪
本罪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罪、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界限。它们虽然都是聚众性犯罪，但在犯罪构成上有明显区别：
一是本罪的构成要求违法性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是违法的，即不构成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罪则不要求违法性为前提。
二是本罪虽然也扰乱社会秩序，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结果发生在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过程和情境中，而后两罪则不存在特定的过程和情况;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集会、游行、示威的管理制度;而后两罪侵犯的客体则是工作、生产、营业、教学、科研秩序或者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
三是本罪实际发生的场合范围广泛，可能是某一公共场所、交通线路，也可能是机关、团体、单位的门前、院内、还可能没有单一地点，而是涉及若干地点、场合、路线。
本罪与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界限。两罪在客观上都扰乱了公共秩序，而在涉及国家机关时，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一样，都扰乱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两罪的区别主要在于：
(1)犯罪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集会、游行、示威的管理制度;后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
(2)行为方式不同。本罪行为方式既包括暴力性的，也包括非暴力性的;而后罪采取的则是“冲击”这一暴力性扰乱方式。
(3)两罪实际发生的场合范围不同。本罪发生的地域范围广泛;而后罪只能发生于国家机关的门前、院内，场合单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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