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经济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感到极度的忧虑之中，陈云开始了自己的1988年。当紫阳在1988年年初提出要用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进行价格、工资改革的时候，陈云已经感到了一丝隐忧，他在多个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了他在1980年12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的观点：“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这些，无疑已经引起了赵紫阳潜意识里的不愉快。
1988年5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来到美丽的杭州，向正在那里修养的陈云通报了由赵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提出的最新意见。熟知陈云个性的姚依林努力运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向这位中共党内的经济元老通报道：“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听到这，陈云突然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吗?”姚依林谨慎地回答道：“我讲的是初步理顺，无罪辩护，大概要用五年时间。”陈云不肯罢休，继续问道：“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你们想过吗?”姚依林答道：“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听到这，陈云连连摇头，表示怀疑。他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面对陈云的质问，姚依林只好实话实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
面对姚林的迟疑，陈云突然提高了声音：“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你们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你去问问赵阳，他敢讲不敢讲?”姚依林答道：“那是非讲不可的。”看着已经有些窘迫的姚林，陈云轻轻叹了口气：“你们想过没有，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我们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把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北京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就是不相信。”
似乎是感到意犹未尽，5月28日陈云专门找到刚刚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李鹏又进行了一次态度鲜明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陈云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的观点。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出乎陈云意料之外的是，尽管他已如此明确的表达了他对可能引起经济动荡的经济改革的忧虑，但他的意见仍然没有引起新组建的以阳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认可，在最后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中，他的意见事实上已经被否定了。陈云沉默了。
然而，迅速恶化的经济形势，迅速出现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完全印证了陈云的担忧，当阳被迫在中全会上承认“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之后，1988年10月8日上午，陈云专门同阳谈了一次话。在这次谈话中，陈云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陈云在以往的谈话或文稿中有时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但是在这次谈话中，他特意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了“西方”两个字。陈云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的意思就是要明确告诉类阳这样盲目主张“全盘西化”的高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切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都是严重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的，是一定会陷入困境的，是一定行不通的。
几年之后，陈云在自己的谈话中有一次提到了已经离开最高领导职务岗位的阳，他说：“(阳这个人)一贯追求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其实根本不懂。为人疏阔，爱听信左右，不够实事求是，关键时刻走到中央的对立面去了”。
陈云的这段谈话，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赵紫阳的评价无疑也是符合实际的。其实，对阳的这个看法，陈云早在1988年的焦虑之中就已经完全认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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